治理网暴,“法不责众”还是“法要责众”?

治理网暴,“法不责众”还是“法要责众”?插图

文/姚佳莹。

编辑/朱涛。

网络暴力的危害在司法层面显然已经被注意到。

全国两会期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3436人,同比增长51.3%。

此前,最高检察院首次以人格权刑事司法保护为主题发布指导案件。虽然从刑法规定的意义上看,发布的五起精神人格权刑事保护案件涉及较轻的犯罪行为,但最高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苗生明表示,这似乎是一个小案件,但当事人可能会遇到社会死亡,这是一件大事。

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杭州妇女快递谣言欺骗案入选本批指导案件。2020年7月7日,郎用手机偷偷拍摄了正在等待快递的受害者顾、后郎和何假装是快递员和顾,编造了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和图片,他们认识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

同年7月7日至7月16日,郎在微信群发布了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视频,被广泛转发,严重影响了顾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两会期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表示,应严格追究网络诽谤、网络暴力的法律责任,除了司法权干预外,自诉公诉规范化联系机制、网络暴力内涵立法、平台管理义务等问题值得关注。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纠纷只是几个人之间的矛盾,最多邻居来加入乐趣,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来观看和指出的人的规模是难以想象的。目前,互联网已经触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演讲的界限迫切需要澄清。

网络暴力很难维权

许多案件表明,网络语言暴力会对事件当事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杭州妇女快递谣言欺骗案中,郎,为了赢得关注,捏造谷和快递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在互联网上,信息被大量阅读,转发,导致谷被公司说服,然后多次拒绝,不仅遭受经济损失,社会评价也遭受严重贬损。

2021年,网络名人罗小猫猫子直播时,在网友的鼓励下喝下农药,抢救后无效死亡。

2022年初,河北省15岁寻亲少年刘学州在寻亲成功后被生母黑微信,最终因网络暴力言论自杀。

虽然网络暴力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了他们的死亡,但当事人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

2月,刘学州收养人近亲委托北京一家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兆成起诉网络暴力。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刘学州的案件是一起自诉案件。周兆成表示,按照刑事自诉程序取证难度很大。只有司法机关启动公诉程序,才能及时有效地起诉犯罪,维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周兆成发现,刘学州的自媒体账户在刘学州去世当天删除了网络暴力的视频和评论。

除了删除的视频和演讲外,很难获得证据。由于网络暴力参与者众多,自我证据收集往往难以覆盖和验证。在刘学州事件中,微博暂停了在此期间发送私人信息用户的私人信息功能,人数超过1000人。在杭州妇女快递谣言欺骗案中,只有4.7亿次阅读,5.8万次讨论;贾宇在两会期间表示,检察机关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收集证据,最终形成18卷,76张CD,这将非常困难。

在这次两会上,许多代表和成员呼吁控制网络暴力。

全国人大代表、TCL董事长李东生认为,近年来网络暴力增多,但在遏制和打击网络暴力方面,仍存在法律法规适用性和联系不足、受害人权利保护成本高、平台主体责任缺失等问题。

李东生建议,国家应完善制止网络暴力的有关立法,加强对网络暴力制造商的处罚,检察机关可以起诉情节特别严重的事件。此外,应落实平台的主要责任,加强网络信息管理。

这是李东生第二次呼吁在全国两会上进行网络暴力治理。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也建议完善法律制度,加强互联网平台责任,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暴力纳入公诉案件范围;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子网创始人张宝燕建议出台更完善的网络暴力法律法规。

检察机关首次公诉了杭州递被谣言欺骗案中首次起诉网络诽谤。2021年,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后,郎、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将网络诽谤等网络暴力纳入公诉程序是否可行?

纳入公诉?

根据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013年,两高发布了《关于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包括七种类型:群体事件、公共秩序混乱、民族宗教冲突、诽谤多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不良国际影响、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解释。

检察机关认为,在杭州妇女快递被谣言欺骗案中,郎和何的行为应被认定为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

在最高检察院解释此案时,提到,由于该案的受害者是随机选择的,不具体,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可以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该案由自诉转为公诉。

基于网络演讲的匿名性和网络暴力受害者难以获取证据的原因,检察院似乎提起了公诉,然后检察院从网络平台获取证据,这比公民自己起诉更方便。那么,所有的网络暴力案件都纳入公诉呢?

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们对此持不同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建龙认为,由于网络暴力犯罪者通常是匿名的,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害者需要收集证据,往往困难,只有司法机关依法启动公诉程序,及时有效地起诉犯罪,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红认为,网络暴力是否纳入公诉不能一概而论。目前,网络暴力的处罚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刑事处罚,如涉嫌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网络暴力,由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提起公诉;第二层是行政处罚,主要由公安机关给予网络暴力实施者罚款、公安拘留等处罚;第三层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网络暴力实施者赔偿或道歉。周世红说:网络暴力是否纳入公诉案件有一定的标准,需要具体分析。

《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外,还有少数自诉案件。其中,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侵占案件属于通知处理案件,前四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诉,侵占案件属于绝对自诉案件。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燕东向《财经》E法解释说,刑法将诽谤罪作为处理犯罪的通知,主要是基于保护隐私的概念,但也基于轻微的思想,既不减轻调查、检察机关的负担,也不限制受害人的诉讼权利,而是限制国家起诉原则,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对于诽谤案件,特别是网络诽谤案件的公诉或自诉,目前还没有固定的规定,但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才适用于一些案件,这无疑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格权刑事保护指导案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副检察长陈国庆曾在案件评论中表示,目前,诽谤案件应先上诉或公诉,或公诉并行上诉,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人建议,上诉人有上诉的权利,无论是说服上诉人撤诉,还是建议法院裁定不接受,都有侵犯上诉权的嫌疑;有人建议上诉应被上诉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当检察机关认为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应当遵循上诉优先的原则。

此外,最高检察院明确了公诉程序: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未受理自诉案件的,检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的意见;人民法院受理的,检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的意见,或者建议人民法院依法终止自诉案件。

另一个问题是,网络诽谤不同于传统的诽谤情况。除了主要发起人外,网络暴力还经常有许多参与者跟随转发。更多的评论者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不责众还是法要责众?

目前,司法机关在惩治网络暴力时,不会以网络暴力的概念进行定性,而是从现行法律中对每个案件的具体分析,如侮辱、诽谤、诽谤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40名全国人大代表向会议提交了联合提案,建议加强对网络暴力的处罚,严厉处罚恶性网络暴力事件,为反网络暴力立法,他们呼吁:一是建议采取专门、系统的集中立法处理网络暴力,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及其类别,定义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区别;二是明确规定网络暴力的预防和处罚、民事责任、公安处罚和刑事责任。

目前,网络暴力的内涵尚未在法律层面明确界定,但学术界已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网络暴力往往由一个人发起,参与者多,公共互动频率高,具有跨平台沟通的特点,其危害后果不可预测,无法控制,通常伴随着侵犯声誉、隐私、侮辱人格尊严等侵权行为。

高燕东认为,具有诽谤、诽谤、侵犯声誉、损害权益和煽动性等特点的言论,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对他人的声誉、权益和精神造成损害的,可以认定为网络暴力。

高燕东表示,应颁布《网络社会法》:一是在价值取向方面,未来立法应确立网络言论边界的概念,确定言论自由原则,二是在治理模式下,立法应确立治理下沉的理念,建立平台用户、政府平台的双重监管模式;三是在责任导向方面,未来立法应加强对网络暴力言论家的可追溯性。

网络暴力言论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违法成本为零。网络暴力言论应分类处理,少数情节严重的,按侮辱、诽谤罪处理。大多数网络暴力言论家不构成犯罪,但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社交平台可以采用禁止系统,跨平台联动。同时,立法应建立纠正上诉机制,允许被禁止的人向监管机构投诉,并申请公平处理。高燕东告诉《财经》E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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