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

20-24岁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就会降低0.36;儿童死亡率每降低10%,就会降低1。一国年轻妇女受教育程度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决定该国80%的生育率。

没能带领恒大走出困境的任泽平,再次倒下为人口问题献计献策。

自从发表了《印钱生娃》、《75-85年还能活下去》等惊人言论之后,任泽平的官方微博被禁封。和大多数人只把任泽平的话当作饭后谈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似乎已经找到了知己。

一月十二日,梁建章公开说:“目前印钱鼓励生育是可行的”,而且,任泽平的观点还有点保守,“一年两万亿不够至少需要四五万亿。”

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插图

当因特网企业纷纷响应政策,为提高生育率做贡献时,执掌携程的梁建章只是站在一边让政府印钱,似乎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01

为何不愿生孩子。

任泽平和梁建章都认为,印钱会直接增加生育,但实际上,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这一策略并不管用。

举例来说,韩国政府12月15日发布了《第四次低生育与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从2022年起,向0-1岁儿童家庭每月补贴30万韩元(约为1792美元),2025年时,这个数字将进一步提高到500,000韩元(约3,000元)。另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百万韩元的生育津贴。

但这并不能减轻韩国低生育问题。韩国的生育率是1.1,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倒数第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报告”显示。

所以,什么与低生育率有直接关系呢?

经济学家,2020版新知识答主chenqin,对世界银行1970年至2010年及24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婴儿死亡率有直接关系。

根据chenqin的数据,20-24岁的妇女平均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生育能力就会降低0.36;儿童死亡率每降低10%,就会降低1。一国年轻妇女受教育程度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决定该国80%的生育率。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正是高学历女性的主要聚集地。例如,腾讯在互联网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产品经理为例,根据调查结果,腾讯的“2020年产品经理生存报告”显示,87.2%的从业人员是本科以上学历。

今年九月,在央视“遇见超人”节目中,我们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对怀孕女性的压力。

那时,刘强东带着京东高管和员工共进晚餐,当时京东副总裁杜爽满泪流满面地对刘强东说:“我怀孕9个月了,没请过年的时候,也没请过病假。刘强东回应道:“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给兄弟一次机会,有时别以为自己只是说一天没了,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

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插图1

对话9个月后,在京东奋斗了八年的杜爽,让他黯然离开京东。

02

各种观点的大工厂

由于该公司对雇员不友善,因此政策无法控制。

2019年,有关部门发表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要完善生育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强化税收、住房等扶持政策,以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

新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同样规定,女职工生育可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休15天;难产的可增加产假15天;生多胞胎的,每增加一胎产假15天。

有关政策出台后,我们看到不少互联网企业积极跟进。

比方说,在2021年底,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一系列员工福利提升计划,将员工一胎假期从原来的128天延长到158天;而二胎则延长到188天。

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插图2

即使是裁员过冬的快手也没有忽视相关制度的建立。今年年底,有媒体报道,快手推出了“生育礼金”政策,对生儿育女给予最高3000元的奖赏,还推出了免费家长体检计划和家长陪护假,提供带薪育儿假和延长产假。

同时,京东最新发布的“京东集团集体合同(草案)”也表明,符合条件的女性员工可享受30天的全薪产假,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然而,在这些企业积极完善产假制度的同时,我们看到有些网络厂商并没有采取行动。

例如2021年,随着“最优生育政策”的实施,在招聘的时候,“盲盒大王”泡泡玛特被爆是针对女性是否有生育计划,并要求填写计划时间。对于这一点,有网友表示:“一个消费群体基本上都是女性企业,还公开歧视女性。一边挣女人的钱,一边侮辱女人?

实际上,这并非一个例子,《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显示,在近70000份有效样本中,有58.25%的女性“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而27%的人在求职时被“雇主限制了职位性别”。

2019年11月,腾讯升级员工关怀计划,仅为全体员工推出了长期服务感谢金、退休金等福利,并没有为女性团体推出更为友善的生育制度。

对于人口问题,最让人费解的是,力挺任泽平“印钱生娃”的梁建章,不仅在携程制定了保障女孩生育权的政策之外,还在对外宣称:“延长产假政策不应由政府请客,公司付钱是因为它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妇女的就业。

2019年Q3财报显示,携程收入为53亿元,经EBITDA调整后的EBITDA(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为5.37亿元,资金储备为676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13%。

携程本身就有充足的现金储备,但为了让国家印钱来刺激消费,提高生育水平,梁建章简直是“借花献佛”的典范。

03

体制还有待完善。

其实,女性生育制度并非唯一的,从这一切片,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互联网产业存在着体制不健全的问题。

2020年,脉脉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员工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的企业超过50%。就拿腾讯来说,这是一家有着三十四年历史的公司,其员工年龄在50岁以上,所占比例只有0.17%。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网络企业缺乏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动机。就像上面提到的京东副总裁杜双,他不敢请产假,也许是怕产假之后,副总裁的位置就被“副总裁”抢去了。

此外,脉搏公司公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2020年,互联网行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排在最后。在这些因素中,未来发展空间不容乐观,是拉低行业人员幸福感的主因。

又因此,因特网员工可以做的,只需不断跳槽。根据中智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在2021年,中国企业员工的平均主动离职率为9.7%,互联网行业排在第一位,达12.8%。

在经济上行的大背景下,网络企业虽然可以享受到高人才替代率带来的红利,但随着经济下滑,流量触顶,认识到现实的广大互联网从业人员也开始逃离互联网。

猎取大数据显示,2020年初,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再择业时,网上投递企业所占比例仅为15.13%,同比下降2.64%。对“中大型因特网公司”的调查还显示,毕业就进入“大工厂”的学生中,工作五年后,70%的人已经离职。

在更为稳定、可靠的公务员职业中,很难感觉到“逃离”趋势。在2022年,国家考试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212万,比去年同期增长40.39%。

企业与员工,尽管是简单的劳动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互相成就的。如果没有几代因特网人的贡献,因特网企业也难以创造出具有价值的辉煌。

所以,当前摆在网络面前的,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问题:完善女性生育制度,促进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高,其次,还需要通过硬政策来确保休假员工的职业道路不会偏离。

而且从目前来看,在相关部门的号召下,一些互联网企业甚至不愿意解决一个问题,长此以往,整个行业最终还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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