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岁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就会降低0.36；儿童死亡率每降低10%，就会降低1。一国年轻妇女受教育程度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决定该国80%的生育率。
没能带领恒大走出困境的任泽平，再次倒下为人口问题献计献策。
自从发表了《印钱生娃》、《75-85年还能活下去》等惊人言论之后，任泽平的官方微博被禁封。和大多数人只把任泽平的话当作饭后谈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似乎已经找到了知己。
一月十二日，梁建章公开说：“目前印钱鼓励生育是可行的”，而且，任泽平的观点还有点保守，“一年两万亿不够至少需要四五万亿。”
当因特网企业纷纷响应政策，为提高生育率做贡献时，执掌携程的梁建章只是站在一边让政府印钱，似乎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01
为何不愿生孩子。
任泽平和梁建章都认为，印钱会直接增加生育，但实际上，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这一策略并不管用。
举例来说，韩国政府12月15日发布了《第四次低生育与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从2022年起，向0-1岁儿童家庭每月补贴30万韩元(约为1792美元)，2025年时，这个数字将进一步提高到500,000韩元(约3,000元)。另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百万韩元的生育津贴。
但这并不能减轻韩国低生育问题。韩国的生育率是1.1，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倒数第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报告”显示。
所以，什么与低生育率有直接关系呢？
经济学家，2020版新知识答主chenqin，对世界银行1970年至2010年及24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婴儿死亡率有直接关系。
根据chenqin的数据，20-24岁的妇女平均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生育能力就会降低0.36；儿童死亡率每降低10%，就会降低1。一国年轻妇女受教育程度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决定该国80%的生育率。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正是高学历女性的主要聚集地。例如，腾讯在互联网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产品经理为例，根据调查结果，腾讯的“2020年产品经理生存报告”显示，87.2%的从业人员是本科以上学历。
今年九月，在央视“遇见超人”节目中，我们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对怀孕女性的压力。
那时，刘强东带着京东高管和员工共进晚餐，当时京东副总裁杜爽满泪流满面地对刘强东说：“我怀孕9个月了，没请过年的时候，也没请过病假。刘强东回应道：“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给兄弟一次机会，有时别以为自己只是说一天没了，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
对话9个月后，在京东奋斗了八年的杜爽，让他黯然离开京东。
02
各种观点的大工厂
由于该公司对雇员不友善，因此政策无法控制。
2019年，有关部门发表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要完善生育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强化税收、住房等扶持政策，以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
新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同样规定，女职工生育可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休15天；难产的可增加产假15天；生多胞胎的，每增加一胎产假15天。
有关政策出台后，我们看到不少互联网企业积极跟进。
比方说，在2021年底，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一系列员工福利提升计划，将员工一胎假期从原来的128天延长到158天；而二胎则延长到188天。
即使是裁员过冬的快手也没有忽视相关制度的建立。今年年底，有媒体报道，快手推出了“生育礼金”政策，对生儿育女给予最高3000元的奖赏，还推出了免费家长体检计划和家长陪护假，提供带薪育儿假和延长产假。
同时，京东最新发布的“京东集团集体合同(草案)”也表明，符合条件的女性员工可享受30天的全薪产假，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然而，在这些企业积极完善产假制度的同时，我们看到有些网络厂商并没有采取行动。
例如2021年，随着“最优生育政策”的实施，在招聘的时候，“盲盒大王”泡泡玛特被爆是针对女性是否有生育计划，并要求填写计划时间。对于这一点，有网友表示：“一个消费群体基本上都是女性企业，还公开歧视女性。一边挣女人的钱，一边侮辱女人？
实际上，这并非一个例子，《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显示，在近70000份有效样本中，有58.25%的女性“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而27%的人在求职时被“雇主限制了职位性别”。
2019年11月，腾讯升级员工关怀计划，仅为全体员工推出了长期服务感谢金、退休金等福利，并没有为女性团体推出更为友善的生育制度。
对于人口问题，最让人费解的是，力挺任泽平“印钱生娃”的梁建章，不仅在携程制定了保障女孩生育权的政策之外，还在对外宣称：“延长产假政策不应由政府请客，公司付钱是因为它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妇女的就业。
2019年Q3财报显示，携程收入为53亿元，经EBITDA调整后的EBITDA(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为5.37亿元，资金储备为676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13%。
携程本身就有充足的现金储备，但为了让国家印钱来刺激消费，提高生育水平，梁建章简直是“借花献佛”的典范。
03
体制还有待完善。
其实，女性生育制度并非唯一的，从这一切片，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互联网产业存在着体制不健全的问题。
2020年，脉脉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员工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的企业超过50%。就拿腾讯来说，这是一家有着三十四年历史的公司，其员工年龄在50岁以上，所占比例只有0.17%。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网络企业缺乏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动机。就像上面提到的京东副总裁杜双，他不敢请产假，也许是怕产假之后，副总裁的位置就被“副总裁”抢去了。
此外，脉搏公司公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2020年，互联网行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排在最后。在这些因素中，未来发展空间不容乐观，是拉低行业人员幸福感的主因。
又因此，因特网员工可以做的，只需不断跳槽。根据中智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在2021年，中国企业员工的平均主动离职率为9.7%，互联网行业排在第一位，达12.8%。
在经济上行的大背景下，网络企业虽然可以享受到高人才替代率带来的红利，但随着经济下滑，流量触顶，认识到现实的广大互联网从业人员也开始逃离互联网。
猎取大数据显示，2020年初，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再择业时，网上投递企业所占比例仅为15.13%，同比下降2.64%。对“中大型因特网公司”的调查还显示，毕业就进入“大工厂”的学生中，工作五年后，70%的人已经离职。
在更为稳定、可靠的公务员职业中，很难感觉到“逃离”趋势。在2022年，国家考试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212万，比去年同期增长40.39%。
企业与员工，尽管是简单的劳动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互相成就的。如果没有几代因特网人的贡献，因特网企业也难以创造出具有价值的辉煌。
所以，当前摆在网络面前的，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问题：完善女性生育制度，促进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高，其次，还需要通过硬政策来确保休假员工的职业道路不会偏离。
而且从目前来看，在相关部门的号召下，一些互联网企业甚至不愿意解决一个问题，长此以往，整个行业最终还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